“智慧城市”是近幾年在全世界范圍內流行的熱詞，其由IBM公司于2009年提出的“智慧地球”所引發，后借助物聯和互聯信息技術的傳播而在各個領域廣為人知。在全球“智慧風潮”和相關政策的激促下，我國很多地方紛紛提出創建“智慧城市”的口號，將建設“智慧城市”作為培育競爭力、應對金融危機、擴大市民就業、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的重要戰略。但是，應當看到，目前的“智慧城市”實踐多屬于概念構建期，人們對“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僅僅局限于物聯網、互聯網、云計算等智能城市或數字城市層面，各大媒體出現的“智慧城市”也讓人難以區別哪些是城市營銷的手段，哪些是城市建設的實況。事實上，“智慧城市”應當是對城市美好前景的綜合描述，技術進步是“智慧城市”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因此，從超越技術進步的視角關注“智慧城市”建設，是值得探究的社會話題。

一、在動態均衡中創建“智慧城市”

　　針對當前人們對“智慧城市”的理解過于偏狹的現實，我們需要采用更樸素的概念來理解廣義的“智慧城市”。從廣義的視角來看，“智慧城市”不是城市靜態目標或者理想藍圖的宣言性描述，而是運用更先進的技術解決城市發展問題的動態過程，是使城市更加高效、安全、便捷、和諧、可持續的綜合狀態，即面對城市問題的智慧應對。“智慧城市”應當盡可能優化整合各種資源，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感覺心情愉悅而不是壓力重重，即適合人的全面發展。

　　由是觀之，廣義的“智慧城市”是一種運用智慧動態應對城市化進程的從容狀態，其內核是城市化發展的質量導向，其形態是由精明的發展戰略引領的空間有機體。它擁有自組織能力強的社會活動體系、創新性能力強的經濟活動體系以及智能化程度高的支撐體系。

　　根據廣義“智慧城市”概念，可以將“智慧城市”構建為戰略層次、活動層次、物理層次三個層級和戰略體系、社會活動體系、經濟活動體系、支撐體系、空間體系五個體系。其中，支撐體系與空間體系共同組成“智慧城市”的物理發展基礎，分別以信息技術進步和空間品質優化的不斷演進，構成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平臺;社會活動體系與經濟活動體系互為關聯并相互制約，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戰略體系作為統領，實現各體系的總體動態均衡。譬如，倘若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這兩個體系的動態平衡超出了合理區間范圍，則容易導致社會、經濟甚至更大范圍的城市系統崩潰，此時，戰略體系將發揮均衡作用。

二、在城鄉互哺中創建“智慧城市”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城市社會”作為主導狀態的時期。但是，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發育仍然以血緣關系為主要紐帶，經濟發展仍然以總量增長為主要目標，快速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并不必然形成良好的城市社區。在這種情勢下，與“城市社會”相對存在的“鄉村社會”必須智慧地進行應對，總的原則是：一方面應強調城市對鄉村的資源和利益反哺;另一方面應充分發揮鄉村原生的自組織能力，探索一種高品質的城鄉關系。

　　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強調統籌城鄉發展，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和建設美麗中國，這些做法都值得充分肯定。因為鄉村與城市一樣，亟需實現現代化，亟需提升生活設施、配套服務的質量和水平。但應當看到，鄉村的現代化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豐富，還應該保留鄉村特有的社會和文化屬性。從理論上來看，鄉村與城市的文化是異質的，相比而言，城市社會復雜性更高、包容性更強，而鄉村社會要弱一些。但鄉村社會往往是基于血緣、地緣而形成的一個極為穩固的社會共同體，在遇到與集體利益有關的問題時，會爆發出更為強大的力量。這種文化上的差異給我們推進新型城市化進而實現城鄉無差別化最終目標帶來巨大挑戰。

　　我們認為，信息化是城鄉走向無差別化的主要途徑。現今社會，信息獲得的渠道已無時空障礙，且信息的“在場性”和及時性均已大大提高，鄉村社會有可能在信息化建設方面首先與城市完全同步，成為帶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的突破口，最終實現高品質城市化的總體目標。這里的關鍵在于頂層設計能否在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供給方面向相對“弱勢”的鄉村地區和流動人群傾斜，而不是仍然集中在“強勢”的大中城市。

三、在提升空間自組織能力中創建“智慧城市”

　　當前信息化對時空的壓縮以及對生產生活方式的實質性影響日益凸顯，在空間形態和人對空間使用方式等方面逐漸打破了傳統經濟區位導向的中心地等級結構，電子通訊網絡的發達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距離的障礙，導致了規模空前的巨型城市的出現，使得城市的一些非中心區域也可以利用自身優勢形成經濟活動的集聚。這些新的集聚體通過交通和通訊網絡形成緊密聯系的整體，城市圈層的發展格局被打破，造成了多中心網絡化的發展格局。就城市內部空間結構而言，信息技術對人們生活以及生產方式的改變使得城市中的居住、交通、工業等功能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城市土地使用尤其是中心區的土地使用出現了混合化的趨勢，同時促進了城市郊區的功能重構。

　　信息技術極大地拓展了非地方性聯系的頻率和強度，人們對城鄉空間的認知已經不再依賴于對真實物理環境的遍歷式接觸，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信息媒介的傳播。但媒介本身不單單是中性的中介，相當程度上它會影響社會、文化及思想的建構。因此，對于可感知的城鄉空間來說，各類互聯網媒介所建構的功能等級序列和城鄉差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特定群體對空間意象的選擇性傳遞。

　　同時必須看到，高度信息化增進了人們在地方上的關系多樣性。在快速城市化狀態下，復合血緣、地緣的空間結果比比皆是：城市化或半城市化人口中的社會底層(如農民工)以同鄉為紐帶，半封閉地聚集在特定而多樣的城市空間載體中，體現為同鄉同業聚集社區(如“城中村”);而其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上層人群則以業緣為紐帶選擇大城市作為落腳點，體現為一線城市對各類人才的強烈吸引，但從地方認同角度考察，這部分高端人群或多或少存在對城市問題的憂慮以及對城市環境的不滿。更為重要的是，因地緣而生的本地化生活方式的不完全融入，使大城市難以成為被普遍認可的“家園城市”。

　　需要強調的是，對于政府而言，尤其應當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戰略性地動態平衡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系，高度關注信息技術進步帶來貧富、城鄉等兩極分化的潛在危機。著眼制度、社會、民生的智慧化建設，通過智慧的頂層設計，使國民公平地受惠于智慧的技術，全面釋放社會力、平衡經濟力，以新型城市化引領城鄉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