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長制”明確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環境質量負總責的要求，對環境保護的職能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的審視。長期以來，對環境質量的指責或肯定，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環保部門的。但在事實上，環保部門由于行政權限、技術手段、人員配備等限制，對于涉及環境的各方面掌控、調度往往力不從心。

　　環境問題尤其是水環境問題，牽涉領域眾多，可謂包羅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河長制”體現了《環境保護法》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的要求，把地方黨政領導推到了第一責任人的位置，其目的在于通過各級行政力量的協調、調度，有力有效地管理關乎水污染的各個層面。

　　“河長制”最大程度整合了各級黨委政府的執行力，彌補了早先“九龍治水”的不足，真正形成全社會治水的良好氛圍客觀地說，在環境問題上，“人人都是排污者”，但長期以來，整個社會上卻并沒有樹立“人人都是治污者”的理念。旁觀、指責、諷刺、挖苦一度成為不良的社會風氣。

　　這種風氣不僅存在于社會普通群眾中，也存在于政府部門之間，談到水臭了、河黑了，眼睛更多地看向環保、市政、水利等部門，對自身的追問卻很少。

　　“河長制”力求改變這種風氣。從組織架構來看，縱向從地區行政長官(省委書記、省長、市委書記、市長)開始，“系在一根繩上”的還有區委書記、區長，鎮黨委書記、鎮長，村支部書記、村委主任，大大小小擔任各級“河長”的干部人數近2000名;橫向從政府各級部門開始，發改、經貿、財政、規劃、建設、國土、城管、工商、公安等12個部門都各有分工、各具使命，誰都不能在水環境治理上缺位。這個辦法，最大程度整合了各級黨委政府的力量，彌補了早先“多頭治水”的弊端，使治水網絡密而不漏，任何一個環節上都有部門、有專人負責。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治水“生態鏈”，使每個部門都不敢玩忽職守，提高了水環境治理的行政效能。

　　隨著“河長制”的層層推進，社會力量也被帶動起來。最明顯的是產業結構調整，沿河、沿湖的企業不得不放棄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超標排污企業被關停，有環保自覺的企業家開始尋求清潔生產方式，循環經濟得到發展。“河長制”也壯大了民間治水的信心和決心，機關干部、黨團員、青年學生中宣傳環保的積極性高漲，家庭婦女也廣泛參與，NGO組織也積極參與，全社會水環境治理的氛圍空前良好。

　　“河長制”最大程度地整合了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執行力，彌補了早先工業污染歸環保部門、河道保潔歸水利部門、生活污水歸城建部門的“九龍治水”治理局面，形成了政府牽頭、各部門行動、全民參與的治水生態鏈。

　　“河長制”提出了河道治理的總體目標和基本措施，并在行政區域內形成競賽氛圍，樹立了“上下游共同治理”、“標本兼治”的科學態度

　　“河長制”雖按照行政交界面劃分并落實了各級領導干部的治水責任，但水是活水，一條河的治理需要上下游共同配合。“河長制”提出的目標，既對各行政區的治水吹響了“競技”口哨，又對各行政區上下游聯動、協調配合提出了要求。

　　事實上，面對這樣的目標任務，每個地區沒有一家敢在治水大業上“拖后腿”，標本兼治，不玩花架子成為各地干部的自覺意識。按照“河長制”要求，各地要對轄區內“河長制”河道造冊建檔，做好數字、文字、圖像等全面記錄，并因地制宜實施“一河一策”，有針對性地確定治水方案。同時，每條河都必須切實落實截污、清淤、企業整治、河容整治、兩岸綠化、環境衛生等基本措施，地方政府同步做好排污總量控制、環境衛生監管、船舶污染治理等。

　　“河長制”提出了河道治理的總體目標和基本措施，因地制宜實施“一河一策”，有針對性地確定治水方案;樹立了上下游共同治理、標本兼治的聯動機制;將“河長”治理河道的情況作為政績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實行“一票否決”。“河長制”的建立，為科學理性地實現和推進這些目標、措施提供了可能。

　　隨著“河長制”在各地推行，大地上奔騰的河流悄悄發生了變化。自“河長制”落地以來，河南感官水質異常河道從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環境衛生不達標河道從53公里變為全部達標，綜合考評優秀河道從620公里提高到2274公里。

　　改變的除了環境，還有人。 “河長制”在河南推行后，不僅使河流又回到最初的模樣，還影響到每一個臨河而居的百姓。“以前沒人管，大家你扔我也扔。現在鎮長、村長沒事就會來走走，保潔員每天下河打撈垃圾，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亂扔亂排了。”村里人不僅開始約束自己和家人的行為，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會主動制止。

　　更深的影響還在岸上。 “河長制”讓考核重心發生調整，環境倒逼的壓力使地方自覺地將治污納入常規，并抓住契機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凡是可能對河流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行業一律被拒之門外。

　　在未來，隨著“河長制”的全面推進，省長、市長、縣長、鄉長、村長都可能成為“河長”，成為我們“母親河”的生態衛士，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會參與到“母親河”的治理之中。